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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浮山——方苞与《再至浮山记》
来源:文史委   发布时间:2020-08-24  点击次数:

方苞(1668—1794),现为枞阳义津人。1706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在1709年和1724年两次到浮山并写下了《再至浮山记》,该文《浮山志》收录。

《再至浮山记》赞美浮山景色之胜,但又感叹浮山“士女杂至,山有名则人满,患也。必为游客所败坏”。文章中提到“《南山集》祸作,余牵连被逮”,自己也像浮山一样是为才名所累。

方苞在32岁即1699年参加江南乡试第一,即考取第一名举人,但考试的事很难说,不定因素太多了。方苞在第二年礼部考进士落第,过三年再考礼部进士继续落第,直到1706年考中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参加殿试。过了几年,他却在刑部大牢蹲了三年牢狱。

1711年,浙江巡抚赵申乔为掩盖自己官场劣迹,掩盖为儿子赵熊昭买通考官二得到状元的罪行,恶人先告状,弹劾戴名世的《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之语。《南山集》是1702年由戴名世学生龙云鹤资助出版的。由于方苞与戴名世是同乡,文才出众,1702年受戴之请,方苞便为《南山集》写了序文,文章只有千字左右。《序文》满怀深情地说:立德立功不易,但立言更难。“故造物者或勒其才,或艰其遇”,会使那些有才的遇到重重艰难。尽管戴名世每一篇文章面世,便被世人抢刻争阅,但那不是戴名世的真正文章,戴名世的真文章在他的心里,还没有写出来。戴兄,你今年五十多岁,上帝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何时才把你心中的文章写出来呢?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看到最好的一篇书序。方苞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那篇千字文——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没有任何反清言论,遭致抄家,株连自己多名亲人蹲进刑部大牢,家人削籍为奴充军。方苞想到自己一身清正,而深陷文字狱,满腹悲愤。他目睹大清王朝从顺治入关到康熙爷主政,大兴文字狱几十次,每一次都如同洪水台风,株连席卷。对待汉民族文化精英,清统治者首先市要求你驯服,温顺得像一条可人的小狗,即使做到这样,仍然有许多免不了一死。因为清统治者知道,对这些人必须要让他们心灵震慑、恐惧,有效的就是诛杀,最好是从他们的著作中捕风捉影,加以创造性地想象发挥和影射,说你对大清朝不满,说你早已该杀,死有余辜。于是带着罗网和鹰犬,朝着一个个文化精英进行网扑,那真是在劫难逃。方章钺文案、徐骏文案、金圣叹文案等等,如今戴名世也成为文网中的冤魂,已是见冤不冤了。方苞算是幸运的,由于方才卓越,他得到大学士李光地极力营救。当年在方苞22岁到京师游学时,李光地看了方苞文章就赞叹:“方苞是韩欧复出,北宋以后无此作也。”这次方苞被关在刑部大狱,李光地多次上表请求赦免方苞。康熙在龙椅闭目而思:做一回人情吧。汉人中文化人,进行多次文字狱,死了一批又一批,也杀得差不多了,剩下几个猴子,暂不急于收拾,留下几个文人让他们给我草拟诏书、法律条文,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去伏案劳作,为我大清王朝进行文化建设,让他们多写些歌颂康熙盛世的誉文。于是在刑部大牢中蹲了三年的方苞得到了赦免,戴罪走进了康熙的南书房。直到雍正执政几年后才撤销他和家人旗人奴籍,恢复了原籍。方苞这个时候,才松了一口气。

面对这样伤心刻骨的事,方苞只是在《再至浮山记》中淡淡提及到,自己像浮山那样受才名所累,可见清朝统治者滥杀和株连,已经深深地震慑了清代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只好写些歌颂康乾盛世的美文了。清朝统治者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马背上民族的二三十万军队席卷晚明,入主中原,靠的是血腥掳杀与征伐,那么统治这个汉民族,在文化与精神上也同样需要这种虐杀。当满清皇族满足在中原文治武功时,中国渐渐丢失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在以后的世界竞争中,不断落伍,而最终割地赔款。这与清统治者诛杀汉族文化精英,进行严酷的文网钳制,扼杀人们思考与独立,破坏人们的创新精神,有着直接根本的原因。清代一些文化精英大兴考据,钻到古书堆里,因为去研究古人是最安全的。尽管这样,仍然有一些文化人冒着死亡的危险写《儒林外史》,写《聊斋志异》,写《官场现形记》,写《孽海花》,来暴露这个专制王朝的黑暗。方苞也是冒着株族的危险写下《狱中杂记》和《左忠毅公逸事》,揭露清朝法制与监狱的黑暗,歌颂反清斗士史可法。

方苞正道直行,性刚正,不逢迎权贵,不挤压好人,有时还面折人过,加上自己才华出众,常遭众非。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黑白颠倒的满清朝廷里,方苞是孤独的。一次吏部挑选国子监祭酒(太学校长),乾隆皇帝沉吟良久说:“是官应为方苞为之,方称其任。”群臣左右竟无一人应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方苞在乾隆四年,由于同意一名成绩优秀庶吉士吴乔龄参加朝廷选拔考试,只是吴乔龄学习时间不够三年,于是方苞被诬陷为徇私枉法。看到满朝官员都把方苞往火里推,乾隆皇帝不愿因为方苞而得罪众官。把优秀的践踏下去,让庸才沉渣泛起,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腐朽政治潜规则,于是方苞被罢免了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以后方苞告病回乡,直到1749年在故里而终。

方苞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文学史上还是有一席之地,他是桐城派的开山之祖,他的古文理论和《方望溪先生文集》将与世长存。(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