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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三讲“中国传记文学”
来源:信息科   发布时间:2018-11-23  点击次数:

作为一位“开风气之先”且青年时代即“暴得大名”的著名学者,胡适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即大力提倡写传记文学,强调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在学术界、文学界以及社会公共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知行合一”的讲演

胡适不但提倡传记文学,自己也率先身体力行,撰著自传。其自传《四十自述》风行海内、流传已久,至今仍有印行。从1930年6月动笔,胡适在上海完成自传开首的两篇文稿,迁居北平(今北京)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又有四篇文章完稿;这六篇文章陆续发表在《新月》杂志上。1933年9月,这六篇文章又统一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本自传出版问世以来,颇受读者喜爱与追捧,再版、重印、增订多次,相继在上海、台湾、香港各地印行,还有在日本、德国出版的多种外语译本。

胡适自传正式出版3个月后,1933年12月26日下午,胡适在北大史学会讲演“中国的传记文学”,可谓“知行合一”,正当其时。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下了讲演要点,这或许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份关于“传记文学”的胡适讲演稿。

1934年2月20日的《胡适日记》记载:“上午到燕京大学讲演,题为《中国的传记文学》,颇改动前次讲稿。”如何“改动”,相较于此前在北大的讲演有何差异,日记中没有提及。关于此次讲演的具体情况,即使《胡适全集》《胡适年谱》中也无任何记载,至今无法确知一二。

距上述两次讲演约20年后,1953年1月12日,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题为《传记文学》。此次讲演有翔实记录,曾发表于次日的台北《中央日报》《公论报》等报,后来被辑入《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遂广为人知。此次讲演,亦被视作胡适晚年对传记文学的总结陈词,颇受研究者重视。

夹在1933年至1953年之间的那一次1934年的讲演,其内容究竟是什么,胡适又是如何“颇改动前次讲稿”的,一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不过,因胡适日记的失载,相关文献的匮乏,长期以来,这一话题还只能一带而过,无可深究。

新发现的演讲报道

笔者近日在一份1934年2月21日印行的《平西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实习报纸)上,发现了关于胡适1934年讲演的报道,对讲演内容有较为翔实的记录,不啻为一份简明扼要的讲演稿。因这一报道的存在,胡适关于传记文学的最为重要的三次讲演内容,终于可以“完璧”,这无论对于后世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无疑是颇可珍视的。

这篇1300余字的报道,即为胡适讲演内容概要。仅就报道内容而言,与《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6日所记讲演稿相比较,主要的差异在于增入了“传记文学资料当求之于历史”与“传记文学影响于人生者颇巨”两个部分。

增入的这两个部分内容,更着眼于传记文学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影响。尤为特别的是,在表达完这两个部分的内容之后,胡适劝勉师生关注并尝试传记文学研究,有一套独特的说辞。报道中称:

(胡适)继又勉人寻求作传记文学(研究)之新途径,谓今人之从事考据事业,应放弃以古代事物为目标此种考据,除难得证明或否证,且徒将时间荒废,实属不值。

胡适这种说法的独特之处,乃是要引导师生把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关注点,从古代历史转向近现代历史———近现代历史中材料最为丰富、最易于证明者多集中于传记文学中(尤其是研究近现代人物);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价值并不亚于古代历史,更由于其材料易得、事实易证的特性,比之古代历史更具确切价值。

胡适的这一说法源自其一贯坚持的文史研究主旨,这与他早年一再强调的“白话文”之所以终将替代“古文”,只因“活文学”必定替代“死文字”的原理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讲演“中国传记文学”两天之后,即1933年12月28日,胡适曾致信周作人,与其研讨中国传记文学,信中称:“前日在北大讲演《传记文学》,说二千多年的传记,可读者只有两部:一为汪龙庄的《病榻梦痕录》,一为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吾兄以为然否?”而在这第二次讲演“中国传记文学”时,胡适并没有再提及近代传记佳作究竟有哪几部的话题。胡适在开讲之前即称:“经友人介绍,余所未见传记尚不在少数。故此次再讲此题,亦正希望诸君能再为介绍也。”或许在首讲“中国传记文学”之后,胡适渐觉自己阅历有限、涉猎传记作品尚不够广泛,不便再贸然品评近代传记作品了。

从“破旧立新”到“古今一体”

20年后,胡适第三次讲“中国传记文学”时,因阅历已丰、评判已定,遂逐一列举他所认定的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传记佳作(也不再倡导放弃古代、专注近现代的研究方法)。此时,他认定古代传记类文献或材料中亦不乏上佳之作,譬如《论语》与《朱子语类》(及在此基础之上整理而成的《朱子年谱》)。

其评述《论语》称:“《论语》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像这样一部真正纯粹的白话言行录,实在是值得宣传,值得仿效的。很可惜的,二千五百年来,没有能继续这个言行录的传统。不过单就《论语》来说,我们也可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诸位如果读经,应该把《论语》当做一部开山的传记读。”

这样的评价,是将其第二次讲演中“言行录——此类或为生徒对其师尊,或为子孙对其亲长平日所记载之言行,自《论语》始,此类佳作甚多”的观点,明确地加以认定与阐发。

胡适评述《朱子语类》则称:“在朱子死后六七十年间,便有人出来搜集各家所记的语录,合成一书,以便学者。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黎清德编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假如写朱子传记,这部《语类》就是好材料。为朱子写年谱的人很多。最有名的是一位王懋先生;他费了半生时间,为朱子写年谱,都是用语录做材料。这些白话语录,记得很详细;有时一段谈话,就有几千字的纪录。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到现在还没有充分利用。像这样完全保存下来的史料,实在很少很少。”

近现代传记佳作,胡适也评定出了两部,为《罗壮勇公年谱》(即《罗思举年谱》)与汪龙庄《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他对这两部近现代传记作品,给予了极高评:“个人认为是中国最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这两部传记,虽然不能说可以与世界上那些了不得的传记相比,但是它在我们中国传记中,却是两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

胡适在首次讲演中,已明确提到了“二千五百年中,只有两部传记可算是第一流的”,即《病榻梦痕录》与《朱子年谱》。二次讲演中,出于审慎或是别有考虑,没有提出这样的评价,但却提出了“弃古从新”的号召。第三次讲演时,再次提出这两部传记,但又追加了上溯至先秦及宋代的《论语》与《朱子语类》两部,补入了近代《罗壮勇公年谱》一部。如此一来,中国传记文学的佳作古代两部、近代两部,形成了鼎足之势。对比之前两次讲演,胡适三讲的内容已经相当完善,结论也更为平允妥洽。

胡适对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传记文学的评价,不再像20年前那么“爱憎分明”与“高下立判”了。虽然对于白话文学依旧推崇备至,对于“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区分依旧泾渭分明,可将《论语》《朱子语类》等古代经典文献列为“上座”,还是令人感受到了晚年胡适在传记文学与古典文学方面乃至文史研究旨趣上,从“破旧立新”到“古今一体”的贯通之变。(肖伊绯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