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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忘记沈家本
来源:信息科   发布时间:2018-12-06  点击次数:

2018年夏,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外金井胡同的一处老宅院突然热闹起来,据工作人员回忆,每天都有约百位游客来此参观。

往前推个两三年,这里破落衰败,乏人问津,是个挤着46户居民,搭着各种小棚屋的大杂院。没多少人知道,100多年前,这座院子属于一个叫“沈家本”的人;自然,也就没多少人知道,就是这座坐北朝南、有着三进院落的四合院,见证了清末法制改革的风云变幻,见证了中国法学的逐步奠基,见证了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人生中最辉煌而跌宕的十载光阴。

今天,人们从这座院子向南,沿街步行约1公里,就到了清代赫赫有名的法场“菜市口”旧址所在地。1904、1905年,有西方人在此拍下了凌迟的行刑现场,这些犯人被“千刀万剐”的照片于1910年左右传至欧洲,成为“残忍、野蛮”的证物,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而住在菜市口不远处的沈家本,正是令凌迟等酷刑在中国被彻底革除的人。

法学家蔡枢衡曾在1939年写道:“尽管习法者能知外国法及外国法律家甚多且详,却不一定知道中国法律史和法学史上有个沈家本。这不能不算是中国法律学教育的失败和耻辱。”

及至2008年,学者阿忆撰文写清末法制改革,写到沈家本,仍在感叹其贡献与声名的不相匹配。

甚至沈家本的第五代孙沈小兰、蔡小雪姐弟年轻时也不知沈家本为何人。他们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文革”后期的一年春节,“姑姑问我们:知道沈家本吗?我们很茫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已退休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原审判长蔡小雪说,正因为与沈家本的血缘关系,他才在1979年报考大学志愿时,按姑姑建议,报了法律专业,从此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

沈家本曾孙、7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出生在金井胡同的这座宅院,曾为故居保护奔走几十年。时常有外国学者向他提出参观沈家本居所的愿望,沈厚铎总因故居的破败凌乱一再婉辞,心中颇觉汗颜。院子里有巴望拆迁的老爷子,两次跟他“抱怨”:“沈家本为什么是搞法律的,不是唱京戏的?如果他是个名角儿,这里也许早腾退了。”这让他心情复杂,但也“能理解人家的心情”。

2014年,西城区编制“十三五”文物保护行动计划,首次提出要成主题、有规模地实施文物腾退,沈家本故居成为第一批启动腾退的项目。2015年,腾退工作正式启动,10个月内即告完成。今年8月,修缮一新的沈家本故居正式向公众开放。

冷落的院落变得热闹,沈家本也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是首任修律大臣,修旧律立新法,在中国法律史上承前启后,开风气之先;他是首任大理院正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他是培养了上千名社会急需法政人才的中国第一所法学教育机构京师法律学堂的管理大臣,即今天的校长;他是中国首个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首任会长;他是“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依法治国理念首倡者”……

怎能忘记沈家本?

痛定应思痛,须寻国手医

1900年8月,保定。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直隶通永道沈家本接到出逃路上的光绪帝御旨,擢升他为山西按察使。这一年,义和团在各地蓬勃发展,随后,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慈禧偕光绪仓皇西逃。

未及赴任,保定被联军占领,沈家本与保定藩司廷雍等5名官员被拘。十余日后,廷雍等皆被处死,独沈家本因附和义和团的证据不足被继续囚禁监视,直至1901年2月,重获自由,成为此劫唯一一个幸存者。

后世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绝处逢生是沈家本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激发了他变法救国的强烈信念,也成为其后来施展救国抱负的序幕。

“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那种悲愤屈辱的心情。”研究了曾祖父一辈子,沈厚铎说,“一个地方大员,在自己的管辖之地,被外国人关进自己的监狱,在自己审人的地方,被外国人给审了,那是什么感受?”

被释放后,沈家本匆匆赶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避难所西安。路上,他与在地方的朋友深夜长谈,作诗叹息:“痛定应思痛,须寻国手医”。

途径郑州,他专程拜谒子产祠,赋诗:

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

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

对在保守派非难下改革旧统、修订刑书,并“铸刑书于鼎”,首度向百姓公布成文法的春秋时期政治家、法学家子产表达了敬重之情,和效法其后,于国家内外交困之际以法救国之志。

沈厚铎认为,这是沈家本600多首诗作中为数不多直接表露了其救国志向的一首诗,“他们那代知识分子,都在思考怎么救国。有人实业救国,有人教育救国,沈家本往哪个方向走呢?他一直搞法律,自然有了以法治救国的思想。”

1901年7月,沈家本被任命为光禄寺卿,先行离开西安,为銮驾回京开道,路上,他又被改任刑部侍郎。11月,沈家本抵京。

此时,正是清廷决心通过法律改革拿回领事裁判权等国家法权之际,沈家本适逢其时。